从上述初步梳理来看，只有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外部视角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人权现象，因而人权法学的元学科需要全面依托于我国目前大学中的学科设置。
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我在法学院资料室看到一些地方司法机构办的一些刊物，其中刊登了工作总结、工作汇报、典型案例，由于这些资料不全，很难对那个时期的刑事惩罚给出一个系统的描述。因此，他无法仅仅将这个案件看作是验证理论的标本，按照理论框架所要求的各项要素和数据来抽取自己想要的素材，甚至用理论的要求来裁剪经验生活，而是试图基于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来建构一种更为有机的理论。
正是在万圣书园，我遇到了杜赞奇的新书《文化、权力与国家：1940-1942年的华北农村》。而勒纳得则追问，如果亚洲人思考的问题不同于西方人，那么他们在思考些什么？显然，他在假定亚洲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问题的方式。由此，这一方法论的反思构成了对主流法学界秉持的18世纪原则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期望基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生活来提出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开辟历史发展的新可能。透过这些空间的活动，可以形成一种广泛承认的社会意见，即‘公共舆论，由此社会成为一种独立自主的力量，成为遏制国家权力过分膨胀甚至转向专制的最后堡垒。当然，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批判性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新兴法治秩序中知识-权力的产物，法律权力的兴起与法学领域逐步走向法律教义学相伴而行。
如果借用鲍曼的话来说，前者属于解释者的工作，后者属于立法者的工作，或者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前者的旨趣主要在于认识乃至实践，那么后者的旨趣不仅在于实践，更在于革命和解放。我们走出北大未名湖边上的小东门，在一片错落杂乱的村落中找到万圣书园。[2] 刘鹏：《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第23页。
[31]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49]其二，如何设置人权的议题和程序性规则。其一，用功能来替代能力可能是更好的理论方案。如果只从人的核心能力作为是否通往繁荣的判断标准，那么即便在理想情境中，各项核心能力都能对应人的繁荣，就意味着人权只是基本需求的满足。
[7]所以，法理除了出现在以立法活动和司法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法治实践过程中，也广泛存在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领域。[11]而本文仅选择其中的道德、规范、政治作为观察的参照点，是因为人权话语的调整对象和运作场域主要集中在这部分社会关系之中，它们分别代表了共同体生活秩序的人性基础、法权构造以及整体意志的表达。
比如，我国代表团在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针对健康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提出相应报告，[52]使国际人权社会有充分的条件去察觉、公开和讨论那些对于人权治理不利的国家政策，从而深度参与了国际人权治理的过程，也为国际人权社会贡献了本国的治理经验。四、作为政治法理的相互承认 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对外表达，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作为新时代对于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验和马克思主义人权原理中国化的概括与提炼，一方面在根本上区别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具有显著的思想原创性。[4]概括而言，我人权学界对此重大的命题的解读与阐发，揭示了诸多的人权话语资源。
【关键字】以人民为中心。[25] 参见[加拿大]克里斯汀·希普诺维奇：《人类繁荣——平等问题研究的一种新路径》，孙晓静译，《现代哲学》2020年第2期，第44页。相互承认作为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政治法理，旨在为世界人权实践提供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治理经验，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国家话语权。从经验现实的维度来看，人权话语作为政治论据的功能仅限于它们的具有公共影响的修辞功能，而不依赖合理的可接受性，[48]政治论据并不主要强调有效性向度，其目的在于人权话语行为的效果。
因此，重建承认关系至少遭遇两个难题：其一，如何界定人权话语的规范性基础。侮辱伤害了个体的荣誉感，[47]这就意味着，承认的结构包括了一个从不成熟状态向成熟状态的一般性方法，即通过斗争来重新建构理想的国际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人权话语生态的场境。
然而，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学术逻辑更在于探寻其内在理据，要求对人权话语体系的观念脉络、话语载体以及目的功能的全面认识。第二，道德法理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人性基础，其中既包含对人民作为人权主体性概念的论证，[13]也包括个人作为人权利益主体的推论和演绎。
参见邱本：《如何提炼法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1期，第6-7页。[35]然而，凯尔森虽然指出了法秩序中的效力层级，但对于基础规范的具体内涵则语焉不详。从国内宪法来看，有学者统计了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宪法文本，发现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格尊严等词汇出现在了143个成员国宪法之中。[34] [日]芦部信喜：《制宪权》，王贵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页。评论不仅是对既有人权现实描述的阐发，还包括对评论的再阐发，主要体现为公民生活质量和人权发展指数与评价。[28]经过全面脱贫攻坚战，不仅提升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且使脱贫群众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比如贫困群体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升，开放意识、创新意识、科技意识、规则意识、市场意识显著增强。
[38]因此，我国宪法中第38条尊严条款需要与第33条人权条款结合起来理解，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发挥统摄功能，而作为客观价值的人格尊严可以作为人权原理的支撑结构，以此成为各种基本权利的基础价值。另一方面，个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然而，如果我国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要重新取得话语优势，就必须突破权力话语范式的桎梏，否则难以经受文化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只会再度陷入循环论的逻辑矛盾。由于发展权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内容，可以有效避免商谈过程中的人权概念膨胀。
一方面，从内部考察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命题的内在结构，从较为微观与细致的角度来把握这个命题的内涵及其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仅对于老弱病残幼以及其他弱势群体，国家和社会有义务无偿地保障他们享有人权，而且对于具备劳动能力，但因为懒惰而少劳或不劳的人们，也可以被教导何为好生活的理念获得全面发展。
正是在此种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持续性建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证成性得以同时展开。语言是理解为取向之行动的媒介，生活世界就是通过这种行动而再生产的，[53]不能忽视话语对于人权实践的建构能力，特别针对国际人权商谈过程而言，话语更是具有构成商谈内容、影响交往效果的功能。【摘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的法理构成，可以分为道德法理、规范法理和政治法理，三者相互关联、相互支持。[12] 参见周濂：《从正当性到证成性：一个未完成的范式转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1页。
[21] 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能力路径中的老年人权利》，侯干干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第79-85页。[4] 参见李超群：《以人民为中心何以作为人权主体话语？——基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人民概念之证成》，《人权》2021年第1期，第63-69页。
（2）繁荣包括主观尺度和客观尺度。（6）平等主义的繁荣避免趋向家长主义的至善论。
[5] 王凌皞：《中国法理学应立足古典面向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2月22日，第5版。[32]如果将政治统一体被持续构建的过程称为整合，那么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的宪法整合理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宪法秩序的源流。
[24]这意味着，强调个体的繁荣并非是模糊性的概念，而是可以运用数据或相关标准进行测量。以人民为中心人权话语体系奠基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即人的繁荣，其意涵既包括共同体不能遮蔽个人的向度，也指明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正如系统论指出的，政治系统的功能在于化约社会复杂性和作出有约束力的集体意见。这意味着，人民所表达的意涵是文化和政治范畴的，而非具体权利。
[37] 白斌：《宪法中的人格尊严规范及其体系地位》，《财经法学》2019年第6期，第61页。我国宪法中同样在第38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赵汀阳：《有偿人权和做人主义》，《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第18页。证成性是人权话语体系的具体阐释被这部分共同体生活秩序的法理所补充。
刘志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学者特聘教授。[20] 杨兴华、张格儿：《阿玛蒂亚·森和玛莎·努斯鲍姆关于可能能力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14年第2期，第31页。
